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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上的“蔑商”與“重商

作者:   來源:   發表時間:2007/6/27 9:12:08   瀏覽:  【

 

 

 

歷史上的“蔑商”與“重商”

閆恩虎

 

                     

世所共知,從15世紀到17世紀歐洲重商主義為西方資本主義的萌芽和初期發展起到了積極的推動作用。尤其是晚期重商主義學派的自由貿易和鼓勵制造業發展理論,適應商品經濟迅速發展的需要,為工業資本的積累和增長掃除了障礙,促進資本主義工商業的迅速發展,也為歐洲殖民主義擴張奠定了基礎,為經濟全球化拉開了序幕。可以說,中國在18世紀以后國際競爭格局中的沒落,是和長期以來封建重農主義的“蔑商”、“輕商”思想有關的。

中國的“重農蔑商”思想產生于秦漢。因為統一中國的秦帝國,是以農業社會為基礎而強大起來的,農業的發達為帝國的統一大業奠定了雄厚的物質基礎。因此,秦國的統治者認為天下財富源于最初的實物生產,工多為奇技淫巧,商則為賤買貴賣的不義之舉。秦時的法律規定,商人必須編入市籍,有市籍的商人及其子孫,與犯罪的官吏和贅婿一樣,都在謫戍之列,即隨時都可以被押往邊疆服役或定居。任囂南攻百越占領廣州(當時叫番禺)后,秦始皇將被貶的官吏、罪犯、商人大批遷往嶺南。其中商人最多,秦始皇規定,連父母、祖父母入過商籍的人也要遷往“瘴癘之氣彌漫”的嶺南。秦朝被推翻后,秦始皇的苛政大多被廢除了,但對商人的迫害非但一如既往,還有過之而無不及。漢高祖規定商人不得穿絲綢衣服,不得乘車,不得購買土地,還必須與奴婢一樣,加倍交算賦錢(主要是人頭稅)。漢文帝時,賈誼的《論積貯疏》和晁錯的《論貴粟疏》更是將“重農抑商”提升到理論高度。他們高度強調農業的重要性,認為商人是“食者”、“游食之民”,將農村的兼并和農民的貧困歸咎于商人,把商業發達當成糧食儲備不足的主要原因。從此,“農為本,商為末”、“重本而輕末”的經濟思想被封建統治者作為治國正道。兩千多年間,“重農抑商”一直是封建統治的主導思想。這樣,商人便成了被封建統治邊緣化的社會群體:在政治上,他們被擱淺,甚至被排斥,依據唐朝制度,工商者或三代之間內不得為官乘輿;在文化上,他們被歧視;在社會倫理上,他們被另類,“無商不奸”成為他們無法擺脫的道德陰影。到明清時期,民間竟極端到所謂“車船店腳牙(牙者,經紀人、中介商),無罪也該殺”。

中國的“崇商主義”思想比“重農主義”產生得早,而且以后也在同“蔑商”思想的斗爭中不斷發展,曾幾度與統治的“重農”思想并駕齊驅。商朝是個崇商的時代,商部落就是依靠商業的發達而將古中原各部落統一起來的。周部落是以農業發達起來的,但在周朝,商人的社會地位也很高。《周書》稱:“農不出則乏其食,工不出則乏其事,商不出則三寶絕,虞不出則財匱少(虞:虞人,古代掌管山澤鳥獸的官吏,這里泛指開發山澤資源的人)”。說明當時商業已是社會重要的四業之一。春秋時期,各諸侯國在兵戎相見之余,大都對商旅貿易網開一面,實行開放與扶植的優惠政策。如衛國“務材訓農,通商惠工”。晉國“輕關易道,通商寬農”。齊桓公“通齊國之魚鹽于東萊,使關市幾而不征,以為諸侯利”。并在葵丘之會訂立“無忘賓旅”、“無遏糴”的盟辭,大力清除列國間通商的障礙。鄭國還與商人立下互惠互利的盟誓,楚國給個別商人以部分免稅特權,即使戰國中后期開始嚴厲抑商的秦國,也不得不對這種“國際”貿易持肯定態度。諸侯國的“崇商”政策,極大地推動了當時中原地區經濟社會的繁榮。據《荀子·王制》載:“北海則有走馬吠犬焉,然而中國得而畜使之。南海則有羽翮、齒革、曾青、丹干焉,然而中國得而財之。東海則有紫 魚鹽焉,然而中國得而衣食之。西海則有皮革、文旄焉,然而中國得而用之。”當時鄭國的弦高可以“犒師救國”,范蠡則“三遷其富”,戰國后期,呂不韋可以“奇貨竊國”,說明商人的社會影響很大。“萬乘之國必有萬金之賈,千乘之國必有千金之賈”。據《史記·貨殖列傳》載:春秋戰國時期的商人在經濟上可以“與王者埒富”;政治上“國君無不分庭與之抗禮”;生活上有“田池射獵之樂,抑于人君”;文化上,政商同驅,商人“無秩祿之奉,爵色之入,而樂與封君比者”。孔子最得意的四大弟子之一子貢就是經商發跡,而且崇商大于崇政。“子貢結駟連騎,束帛之幣聘享諸侯,所至,國君無不分庭與之抗禮。”(《史記·貨殖列傳》語)說明儒家本源并不是“蔑商”的。司馬遷《史記·貨殖列傳》中高度肯定商業在社會發展中的重要性,并宣揚許多商人的經營之道,弘揚“崇商”思想。在漢武帝時期,大商人桑弘羊出任大司農、御史大夫等職,制定了一系列鼓勵工商業發展的政策,史稱當時“民不益賦而天下用饒”。后桑弘羊與霍光等同受遺詔輔佐漢昭帝。《鹽鐵論》所描述的始元六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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